探索科學的評價體系，應該破立并舉，在打破固有評價體系的同時，與時俱進地根據現實需求，圍繞學術評價的基本規律和價值目的，進行有效、合理的評價系統創建，從而為推進學術研究事業發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撐。為此，我們主張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堅持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并重，堅持分類評價體系，堅持多元評價方式，創新科研評價體系。

　　第一，破立并舉。眾所周知，要破除論文“SCI至上”，根本在于擯棄對期刊單一依靠影響因子的評價方法。長期以來，國內外對影響因子的聲討已久。湯森路透公司通過影響因子指標所構建的SCI、SSCI、A&HCI數據庫，實際上是基于期刊的傳播范圍和使用率構建的一種論文檢索工具。但是，這一索引工具的原始功能被逐漸異化為評價指標體系。全球的研究機構和高校起初都基于SCI收錄期刊的影響因子，制定了本單位的科研和教學人員的考核辦法，進而放大了期刊影響因子的評價導向作用，并由此衍生出一個“評價怪胎”——即人們越來越依賴于以期刊影響因子來評判一篇論文甚至一個學者的學術水平，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以刊評文”“以刊評人”的怪象。近年來，比較著名的有2012年的《舊金山宣言》和2014年的《萊頓宣言》，它們都認為不能單憑影響因子就斷言論文優劣，更不能簡單地“以刊評文”。《萊頓宣言》經過完善，最終形成了科學評價的10條原則，成為全球進行科研評價的指南。因此，當下的核心問題是在“破”的同時如何“立”的問題。早在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要建立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如今，創新科研評價體系再次提上日程。

　　第二，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無論是自然科學的評價，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科研評價是一項導向性的工作，它具有指揮棒的功能。目前，國際上的三大期刊索引數據庫，SCI就收錄期刊8800多種、SSCI收錄期刊3200多種、A&HCI收錄期刊1700多種，這些期刊中有頂級期刊，也有大量的劣質期刊。在“唯論文”的評價導向下，這不僅造成了我國數億元的科研經費花費在購買版面上，科研人員爭先在海外發表成果，導致了寶貴的科研數據外流，科研成果“出口轉內銷”，而且，逐步喪失了國際學術評價的話語權，忽略了科研評價背后的學術導向，尤其是在人文社會科學背后的意識形態的導向。這些年成千上萬的“掠奪性期刊”（向作者收取高額費用而簡化甚至不用評審來發表論文的期刊）爭奪中國學術界的市場，甚至有人專門成立公司圍堵中國學者，大肆攬財。以臭名昭著的《腫瘤生物學》為例，根據有關估算，每篇文章收取版面費1500美元，6年期間一本期刊的版面費收入超過80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5000萬元以上。類似的期刊還有很多，收費標準最高的每篇在3000美元左右，如此為了發表論文而做科研，沒有達到我國科研工作的真正目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破除“唯論文”，不代表我們不鼓勵發表國際論文了，須知，高品質的國際學術論文仍然是國際科研領域的硬通貨，我們需要的是必須加快推進國際精品學術期刊研究和遴選工作，甄別“掠奪性期刊”，盡快頒布我國認可的國際學術期刊“白名單”與“黑名單”。

　　第三，堅持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并重。科研評價中堅持定性與定量評價相結合，是一個比較古老的話題。從科研評價開始，這項原則就成為一個共識，然而，在實際評價過程中，該原則日益成為一種擺設，重定量、輕定性成為常態，定量評價日益占據了評價的主導地位。即使有些評價采用定性評價，但是在與定量評價相結合上也不融洽，甚至出現以定性評價否定定量評價的做法，無法達到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并重的理想狀態。此外，學術界存在一種誤解，認為計量分析就是評價。其實，計量分析是對分析對象某方面的特征，根據某個或某些指標所進行的一種描述，以期對比分析、揭示某些客觀的存在。比如，影響因子就是對期刊過去兩年發表的論文的被引平均情況的一種統計，從期刊利用率和學術傳播范圍方面揭示了期刊的基本情況。這種計量分析，絕不是評價，它并不具備評判期刊質量的好壞功能。我們所說的“評價”則不同，它有一套嚴格的評判標準，要對被評價對象做出價值判斷，從而對評價主體給出指引。所以，計量分析是評價的基礎，評價是計量分析的歸宿。開展科研評價工作，需要全方位、多維度的定量分析，更需要引入主觀定性評價，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科學評價中，需要強化正確的政治方向，樹立科學的學術導向。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14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體系中首次設立了“價值導向”指標，提出了意識形態一票否決的評價標準。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進一步在全球智庫的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方面做了大膽創新與探索，在國際學術界發出中國聲音，搶占了國際評價的話語權。

　　第四，堅持分類評價體系。2018年2月，中辦和國辦發布了《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之后，中央組織部、國家人社部發布了《貫徹落實〈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主要任務分工方案》，這些文件都強調：根據不同職業、不同崗位、不同層次人才特點和職責，分類建立健全涵蓋品德、知識、能力、業績和貢獻等要素，科學合理、各有側重的人才評價標準。以哲學社會科學人才評價為例，必須對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采取分類評價。一般而言，人文學科（比如歷史、哲學等學科）的人才評價，應著重考核在基礎理論研究與創新、知識體系構建與傳播、學科體系傳承與建設等方面的貢獻，他們的研究周期一般較長，有許多是冷門甚至是絕活。而社會科學人才評價則應著重考核資政諫言、指導社會實踐、輔助宏觀決策等方面的貢獻，他們的研究周期一般較短，社會關注度比較高，特別是經濟學、管理學和法學成為當今的顯學，所以，即使采取影響因子作為評價指標，人文學科期刊的影響因子要遠遠低于社會學科期刊的影響因子。此外，如今我們處于信息社會，優秀的網絡文章能否作為學術成果，納入考核體系呢？決策咨詢建議，能否作為學者的代表作，成為晉升職稱的依據？學術專著與論文之間、國際學術論文與國內學術論文之間，如何合理等效評價？這些問題都需要在推進分類評價過程中逐步明確下來。

　　第五，堅持多元評價方式。評價主體的多樣性，決定了我們的評價方法必須是多元的，評價內容也要多維化。這里，必不可少要建立和完善以同行評價為基礎的評價體系。正如《萊頓宣言》所倡導的那樣，以同行評價為主、以量化指標為輔。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在2018年構建了較為完善的四個層級的期刊同行評議體系，根據我們的經驗，我們認為，建立與完善學術同行評價，至少應當注意以下方面：首先，同行評價專家的遴選要公平公正，建立嚴格的回避制度和同行評價專家公示制度，以保證同行評價專家的權威性。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可以逐步建設全國共享的同行評價專家庫。其次，同行評價的過程要保證公開透明，防止同行評價專家濫用權力，加強對評價專家的約束，逐步推行開放同行評議。最后，推進代表作制度，項目成果、研究報告、專著譯著、技術標準規范、資政成果等均可作為代表作，徹底告別“重論文輕應用、重數量輕質量”的做法。

　　總之，探索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需要管理者、評價者、被評價者等各方面共同參與，持續創新、日臻完善，才能開創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科研評價體系改革發展之路。